全真道

全真道又称全真派，与正一道并为道教两大派别。金代王重阳（见王重阳条）创立，主张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，即以“三教圆融、识心见性、独全其真”为宗旨，奉《道德经》、《清静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全真立教十五论》等为主要经典。

道教自南北朝寇谦之、陆修静改革、整顿后，历隋唐五代宋的漫长岁月，尤其到北宋末年，已呈现颓势。以符箓派为主流的道教，支派争流，一些道流徇末遗本，流弊时现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。王重阳以新的宗旨、修持方法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改革，进一步把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贯彻到教义中。

据载金正隆四年(1159)，王重阳弃家外游，在甘河镇遇异人，授以修炼真诀，于是悟道出家。在南时村筑墓，住在墓穴中两年多，自称为“活死人墓”。金大定七年(1167)，离开陕西，前往山东传道度人。先后收马丹阳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为徒，在文登、宁海、福山、登州(今蓬莱)、莱州(今掖县)建立三教七宝会、金莲会、三光会、玉华会等。因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其庵名为“全真堂”，故入道者都称为全真道士。

全真道初传时期，遵行“以无为为主”的教旨，即注重个人修炼，而不注重发展教徒、营造宫观，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。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（1186）、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（1204）相继掌教以后，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。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，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，它在鲁、豫、秦、冀等地，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。

金元之交，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，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、血火纷飞，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，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。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丘处机，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的召见。丘处机不辞年届73岁的高龄，甘冒风沙大雪之苦，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，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（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）成吉思汗的军营。成吉思汗对其到来慰勉有加，三次召见并作长谈。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，皆作了仔细的回答，深得后者的礼敬，尊称其为“丘神仙”。当丘处机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，成吉思汗令其“掌管天下的出家人”，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。

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，礼请住持大天长观（亦名太极宫，后改名长春宫），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，“由是玄风大振，四方翕然，道俗景仰，学徒云集”。丘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。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、广收门徒的活动，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。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，全真道的宫观、弟子遍布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等广大地区。《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》称：“东尽海，南薄汉淮，西北历广漠，虽十庐之聚，必有香火一席之奉。”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，“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，至有司卫之以甲兵”。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，“时陕右甫定，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，闻师至，相先归附，师为抚慰，皆按堵如故”。

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，为元统治者效劳，但因其影响过大，引起了元统治者的猜忌。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、道“化胡经”之争中，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，使全真道在（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）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，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。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，亦随之宣告结束。

这之后，全真道处境十分困难，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，斋醮被禁止举行。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（1295）禁令解除，全真道方从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。

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，但并没有停滞。元朝实现南北统一后，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。武当山首先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。继武当山之后，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、浙、闽、赣等地区。全真道的南传，使原来互相隔绝、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、北二宗增加了接触的机会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，特别是组织松散、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。在陈致虚的积极推动下，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，共尊东华帝君、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刘海蟾、王重阳为五祖，传北七真(即全真七子：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)、南七真(张伯端、刘永年、石泰、薛道光、陈楠、白玉蟾、彭耜)。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。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，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、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，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，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。

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后，全真道每任掌教皆授被封为真人、演教大宗师、知集贤院道教事。

入明以后，明太祖对正一派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向，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，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。全真道遂分裂为诸多小派各自活动。

清朝初年，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，以振兴道教，恢复祖风自任，传戒弘教，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