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聊斋志异》

《聊斋志异》（简称《聊斋》，俗名《鬼狐传》）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，最早的抄本在清代康熙年间已有流传。

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（张友鹤《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》）（朱其铠《全本新注聊斋志异》为494篇）。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，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，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。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，在全书中数量最多，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。其中一些作品，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，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。

《聊斋志异》全书将近五百篇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：

一是爱情故事，占据着全书最大的比重，故事的主要人物大多不惧封建礼教，勇敢追求自由爱情。这类作品代表作有《莲香》《小谢》《连城》《宦娘》《鸦头》等。

二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，《叶生》《司文郎》《于去恶》《王子安》等都是这类作品。

三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，具有社会意义，如《席方平》《促织》《梦狼》《梅女》等。

蒲松龄出生于书香世家，他早年也曾想借助科举入仕，可惜屡试不第，只能以教书为生。他自幼便对民间的鬼神故事兴致浓厚。据说，蒲松龄曾为了搜集素材，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，来喝茶的人可以用一个故事代替茶钱。借助这个方法，蒲松龄搜集了大量离奇的故事，经过整理、加工过后，他都将其收录到了《聊斋志异》中。

据清人笔记《三借庐笔谈》记载：蒲松龄每晨起就在大道边铺席于地，并摆设烟茶，坐待过往行人，以搜集奇闻异事。每听到一事，回家后就加以粉饰润色。

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蒲松龄22岁时开始撰写狐鬼故事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春，40岁的蒲松龄初次将手稿集结成书，名为《聊斋志异》，南高珩作序。此后屡有增补。直至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前后和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，该书还有少量补作。《聊斋志异》的写作历时四十余年，倾注了蒲松龄大半生精力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重要主题，是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。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，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。《促织》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十分典型的一篇。由于皇帝爱斗蟋蟀，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宠，胥吏的借端勒索，遂至“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”。成名一家便是这无数受害家庭中的一个。政府笼络人才的科举制度的腐败，作者多有抨击。他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。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，即考官都是“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”（《于去恶》）之流，不是眼瞎，便是爱钱。《素秋》《神女》《阿宝》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，有着正统的传统儒释道思想和民间因果报应思想。作善获福、作恶遭殃的思想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：“聊斋非独文笔之佳，独有千古，第一议论醇正，准情酌理，毫无可驳。如名儒讲学，如老僧谈禅，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，观之实有益于身心，警戒顽愚。至说到忠孝节义，令人雪涕，令人猛醒，更为有关世教之书。”（冯镇峦《读聊斋杂说》）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大量的冥游故事、转世投生的故事，反映了一种因果报应、善恶轮回的观念。有的研究者认为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果报故事主要是融注了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个人体验，因为像《考城隍》《叶生》《陆剑》《雷曹》《青梅》《续黄粱》《考敝司》《公孙夏》《褚生》《司文郎》《于去恶》《三生》等故事都是反映人间科举考试的不公，而借鬼神世界宣泄长年不遇的怨愤，实现人世无法实现的仕进愿望。对此，人们并不否认，但是还应看到的是，这些果报故事同样还是民间轮回果报信仰的体现。儒家的临难不苟面、临财不苟取的精神多有体现。《水莽草》一篇塑造了一个反对世俗损人利己、坚持仁爱、勇于斗争的祝生的性格。类似于祝生这样的形象，还有很多。作者创造这样义重如山的人物形象，在当时人欲横流、只讲势力、不讲情义的窳败社会里，用这样一些活生生、富有感染力的正面艺术形象来批判黑暗社会，作者的热情和用心，都是让读者肃然起敬的。《官梦弼》等作品写了人们对于金钱的态度。作者写出了笔下中心人物的境遇转折关键，其发迹变泰并不是因为偶然的侥幸，而是在经历人生困苦磨难之后，对社会众生相认识深刻了，将人与财富关系理解深入了，对于侠义人情的价值切实珍重了，因此，人才有掌握财富的福气和品德。财富的得失只是一时的，在此已显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能否具有主宰财富的决心、志向和能力。作者就这样在银子归属尤其是持守的问题上，突出了人的精神境界提高和主观努力的作用。